最低工资由2011年落实至今，总共经历四次加幅，金额由每小时28元增加至现时的37.5元。疫情下经济不景，裁员及结业情况屡见不鲜。社会上有意见认为最低工资的水平应该冻结，避免增加营商压力；但亦有声音指出，基层工友过去两年不辞劳苦地工作，理应得到合理回报。乐施会认为，不论是数字上还是道德上，最低工资的水平必须上调。

为了让公众了解调整最低工资的重要性，乐施会尝试回应坊间提出的反对理由，并期望当局能够重视基层工友的声音。 
 

现时领取最低工资的打工仔，当中不少是从事最基层的清洁工作。（摄影：赖忆南）

1. 领取最低工资的人数很少，就算冻薪，对整体社会影响不大？
现时领取最低工资的打工仔约有21,200人，当中不少是从事最基层的清洁工作。在疫情最严峻期间，大部份上班族尚可「在家工作」，然而清洁工友却仍在社会最前线坚守岗位。他们不但长时间在街上清洁，也要冒著受感染的风险到疫厦帮忙消毒，更因为口罩短缺被抢高价格，被逼重复使用或清洗用过的即弃口罩。但他们并无怨言，不辞劳苦服务社区。政府调整最低工资，令水平不致被通胀蚕食，是对前线工友最基本的尊重，这亦是他们应得的。

2. 现时最低工资已经足够基层生活？
走访不同快餐店，不难发现一份午餐已超出每小时最低工资的水平。一些能带来丰富饱足感的午饭选择，如双拼烧味饭、焗猪排饭等，价钱为42至44元（不连餐饮）。有工友表示，午餐只可到中式包点舖买两个大馒头当一餐，以节省开支。除了饮食开支，住屋开支亦对他们带来困扰。有组织调查发现，100呎没有间隔的㓥房，平均月租为4,500元 。若一名领取最低工资的工友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上班26天，他的月入为7,800元；扣除㓥房的租金4,500元，整个家庭仅余3,300元作30天的生活费，情况令人忧虑。
 

3. 调高最低工资会令失业率大幅上升？
现时，失业率上升是基于政府在疫情下实施的各种停摆政策，属于周期性失业，并非因｢加人工｣或｢改善劳工保障｣所导致。有零售商表示，在店铺每月固定成本中，租金占63%，工资占不足3成 。因此，最低工资并不是导致失业率上升的关键因素。

在最低工资落实前，资方曾警告将造成大规模的裁员潮、结业潮、推高失业率；但实际上，在落实最低工资后，2011年及2012年失业率分别是3.4%及3.3%，比2010年落实前的数字4.4%为低。
 

4. 在职家庭津贴已可以保障低薪员工？
首先，支付合理工资应是雇主的责任，在职家庭津贴（职津）只能够协助低收入工友稍微改善生活，在基本工资以外发挥辅助角色，让家庭有多一点收入应付日常所需。因此，大众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事实上，提高工资水平才能直接帮助低收入工友，企图以职津去处理工资过低的问题，变相要纳税人帮雇主「埋单」，以公帑补贴企业。

此外，申请职津手续繁复，不少团体表示工友难以提供由雇主发出的工作证明，导致申请困难。当局于2015年预计职津可惠及20万户低收入在职家庭 ；但最新数字显示，于2019-20年度亦只有102,071个家庭成功申请 ，有关数字已为近年新高。可见职津对解决工资过低的问题并不显著。
 

5.  两年一检做法既灵活又有弹性？
现时最低工资水平于2019年5月落实，原定「两年一检」，于2021年5月实施经调整的水平。若现时冻结最低工资，将要延至2023年5月才有机会再次调整，基层工友将面对「四年无人工加」的困境。此外，行政长官的薪酬每年会按有关机制，参照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作出调整，并已在2020年的财政年度加薪。何以基层工友的薪酬水平每隔两年才能检讨一次？是否薪酬的调整都存在阶级观念？
 

刚发表的施政报告对调升最低工资问题只字不提，我们对此深感遗憾。「勿以善小而不为」，政策的落实并非取决于人数的多寡，更重要的是能够协助社会上最有需要的一群。乐施会期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行使最终决定权，考虑「一养一」的重要原则，及以高于平均综援水平，将最低工资水平增加至不低于每小时 41.4 元；并且每年检讨最低工资水平，以确保升幅追上通胀，让基层工友能分享辛劳得来的成果。
 

延伸阅读：
新闻稿：乐施会强烈反对冻结最低工资加幅　促半年内重新检讨　还基层工友合理回报（2021.02.02）

原文刊于：
《众新闻》博客 | 乐施会——「五问五答：回应调整最低工资的争议」（2020.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