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有关最低工资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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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故事

倡导工作2023年2月01日

回应有关最低工资的迷思

曾迦慧 - 图像

曾迦慧

曾迦慧是乐施会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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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四年,最低工资终于上调;按乐施会计算1,调整后的最低工资,仍较二人家庭的综援水平低。劳福局局长孙玉菡及后回应,指「综援是社会用作『兜底』的保障系统,不能与最低工资比较」;他更指出「上班不止是为了金钱,对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健康都重要,很多港人很有骨气,宁愿工作也不想领取福利。」这实在是以偏盖全,按国际劳工组织定义,赚取足够的工资以维持生计是工作的重要目的;作为一直争取改善最低工资的团体之一,我们难免对局长的回应感到失望。

参考统计处《2021年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报告》,一名全职非技术工人每星期工时中位数为49.7小时,若每月工作26天、按最低工资时薪40元计算,月薪仅9,651元(包括每天一小时有薪饭钟),比二人家庭综援平均水平(10,962元)少1,311元。

计算方式: 49.7小时/ 6天工作 = 每日工时 8.28 小时、另加一小时有薪饭钟。每月工作 26 天 = 9.28 x $40 x 26 = 月薪$9,651.2

我们亦同时参考了《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全港整体在职住户当中,一名家庭就业成员平均需供养约一名(0.7)无业人士(如儿童或长者等) 。因此,在计算最低工资水平时,需要确保金额可以支持雇员最少能负担一名非在职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符合「一养一」的原则。

最低工资覆盖率低 无助基层改善生活

据本港《最低工资条例》,设立最低工资目的是「防止工资过低、减少低薪职位流失、维持本港经济发展及竞争力」 。最低工资至今已推行12年,制订工资水平时始终较为著重宏观环境,未能防止工资过低。最低工资做不到「防止工资过低」这基本目的,更遑论达到国际组织定义上,希望让基层工友公正公平地分享劳动成果,以及作为扶贫政策工具的目标。

最低工资于2011年生效时为28元,当时有6.4%雇员(约18万人)受惠 。而根据统计处数据 ,2021年仅2.6% 雇员(73,300人)时薪低于每小时40元,领取37.5元最低工资的更只占全港雇员0.5% (1.4万人) 。将最低工资与工资中位数相比,2011年相差46.6% (24.4元),其后差距不断扩大,去年更进一步扩阔至50.5%(38.2元)  。最低工资覆盖率下降,是否代表基层生活得到改善?且看政策介入前的贫穷率仍高达23.6%,是自2009年以来的新高;这意味著现行的最低工资水平未能协助基层人士改善生活。
 

最低工资低于综援 恐打击基层工友工作意欲

参看社会福利署定义——综援是为「经济上无法自给的人士提供安全网,使他们的入息达到一定水平,以应付生活基本需要」 。根据政府数据 ,全港在职住户中,一名家庭就业成员平均需供养约一名无业人士(如儿童或长者)。故此,我们以二人家庭综援平均水平(10,962元) 作为标准,以客观反映最低工资的水平,能否「应付生活基本需要」。可惜,以一名全职非技术工人为例,其每周工时中位数为49.7小时 ,若每月工作26天,按40元的工资水平计算,月薪仅9,651元,较二人家庭综援平均水平还要低逾1,300元。即使基层工友再努力工作,希望自力更生,都未能获得合理工资回报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局长的「骨气论」,犹如无视最低工资对基层工友生活保障的作用,社会亦不应该将接受低薪工作视为一种「骨气」。如果局长的「骨气论」论述成立,等同为因各种原因而需要领取综援的家庭贴上负面标签。  
 

香港贫富悬殊情况每况愈下

最低工资水平未能保障基本生活,无数基层人士原本已处于生活拮据的窘境,加上疫情打击,他们大多面临失业和就业不足等问题,雪上加霜。本会于去年10月发表报告 ,指出香港贫富悬殊情况每况愈下,最富有的一成人与最贫困的一成人收入差距扩大至逾47倍,后者于去年第一季的平均收入较疫情前(2019年)下跌22.9% 。苦候四年,最低工资终于调整本是好事,可惜上调幅度不足,对改善基层生活的帮助不大。

乐施会认为,最低工资的水平应考虑三大原则,包括:能追及通胀、高于平均综援水平、能供养多一名非在职家庭成员(即「一养一」原则),故此应不低于每小时45.4元,并且一年一检,确保有及时及合理的调整,以维持基层工友基本生活的购买力。

在新的一年,我们期望政府多加考虑基层的境况,著力改善贫富悬殊,协助基层家庭疫后复元。


原文刊于:
《明报》观点 | 曾迦慧:回应有关最低工资的迷思(2023.02.01)